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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尝试复原了新发现的凤雏三号基址的柱网结构，认为其主体台基和东西两侧台基进深大，庭院面积占比较小，梁架结构复杂。对比年代早于和晚于三号基址的商周时期大型建筑，可以认为它正处于建筑形式和梁架结构发展的关键阶段，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。凤雏三号基址的庭院中有特殊的立石和铺石遗迹，我们认为可能是某种神主和祭祀神主的坛场。由于现存文献中石质社主的记录相对丰富，可以进一步推测这处遗迹可能是社主和社坛。三号基址布局严谨、规模宏大，是方有组织建造的，大概相当于文献中记载的社宫。它是目前证据 充分、年代也较早的方社祀遗存。北魏先后定都于平城和洛阳，史学界一般将其分别称为平城期与洛阳期。本文以墓葬中的陶俑为对象，比较了两个时期陶俑的异同之处：一方面随葬陶俑原本是汉文化的丧葬习俗，另一方面陶俑种类以及服饰的变化也显示出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。文章以此为切入点，对北魏两个时期的汉化进程及其影响了探讨。墓葬空间模拟的是现实世界，体现的则是人们的死亡观念。海岱地区史前墓葬空间由简单逐渐走向复杂，内部空间划分越来越细，功能区别日益明显，这一变化过程与丧葬观念的复杂化是一致的。新蔡葛陵楚简(狂鸟)郢之岁夏夕之月的历日"癸嬛"原释为"癸亥"，与根据简文推知的该年八月朔丙辰或丁巳相矛盾。据文献记载，"嬛"与"巳"均有复返义，结合筮占的择日习惯等，可认定"癸嬛"为"癸巳"，是当年的巳月巳日。雕题即额头雕刻花纹，属于一种特殊部位的纹身。据文献记载，先秦时期在南方地区的某些民族中即已存在，但迄今为止类似的考古学证据却很少见。皖南出土了一件属于春秋时期的青铜人面牌，其额头上刻有纹饰，地域上又与文献记载相吻合。本文结合文献及出土材料，进一步探讨雕题习俗、纹样、功用等问题。西北地区出土的商周时期半月形多孔铜钺可分为甲乙两类。其中甲类钺大概出现于殷墟文化二三期，具有西方文化因素；乙类钺可能是殷墟时期东方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结果；黑豆嘴类型在两类铜钺产生、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。这些铜钺多系传世品，研究时应注意真伪问题；卡约文化是商周时期青海地区的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，根据铜钺发展的某些规律推断，目前有关该文化的分期断代还需要进一步探讨。5年，在洛阳市西工区发掘一批东周墓葬。其中，春秋墓M8781是洛阳市发现为数不多的春秋早期墓，保存完整。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，随葬有青铜器、玉石器、骨器、木器等器物。战国楚简中行用甚广的"廌"字，在新蔡简中亦有不少文例。这个字在新蔡简中的特点是所从"虎"头只是略有虎头之意而已，应当是战国文字中"荐"字的异构。它在新蔡简中有15例之多。新蔡简中以这个字表示荐席的一例，对于说明"荐"字本义是一个有力的证据。新蔡简使用荐字多与迟、速字相连用，表示对于荐祭时间的关切。新蔡简所提到的"荐祭"、"享荐"，皆可从上古时代的礼书中找到相应的影子。故宫博物院"金漆花鸟琴"为清宫旧藏古琴，与其它传世古琴不同，它的漆地表面有用金粉和颜料描绘的龙纹、花鸟、山石等纹饰，琴上龙纹图案，琴侧的花菱纹，琴面和琴背的花卉等，均与传统漆器上的纹饰存在明显差别，具有日本纹饰的显着特征。从髹漆工艺看，琴上纹饰和花鸟图案，创作技法上采用日本平莳绘、高莳绘、色粉莳绘等不同莳绘的髹漆技法。考察日本古琴发展及中日贸易关系，江户时代(163—1867年)后期，古琴在日本颇为流行，并一度在日本成为一种时尚，古琴文化的发展在日本达到鼎盛时期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张"金漆花鸟琴"，具有江户时期日本莳绘漆器的艺术风格，应该就是受古琴在日本盛行风气影响的产物，它是日本江户时期的莳绘工艺品，而后流入，并为宫廷所收藏。此琴进入清宫的时间，当在乾隆末期前后。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，是一个继承传统、不断发展、逐渐完善的过程，尤其两汉到隋唐时期的都城形制变化极为明显。本文以近年来曹魏至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发现为重要突破点，结合文献和考古勘察，对两汉至隋唐时期的各个重要都城进行对比研究，探讨了古代都城从两汉时期的多宫形制，到魏晋南朝时期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，再到北朝时期的三重城圈形制， 形成隋唐时期中轴对称的坊市制新型商贸大都市，为向以后更繁盛的放式商业都市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，发展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创性，既沿承了传统的汉地都城制度，又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创造。总之，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这个时期都城的鼎盛之作，其都城形制产生的源头源自曹魏洛阳城，对汉唐时期的都城形制进行研究，探索其中的各种渊源和汉化因素，在古代都城发展史及整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